兴仁给我的财富一辈子也用不完——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亚新
2016-04-20 09:14:36 来源:黄长江 责任编辑:文联 打印 关闭 点击:

    在我的家乡贵州兴仁这片热土上,多少年来有两位学界人士常常被人们津津乐道。有的把他们当作学习典范,已学有所成;有的把他们当作前方灯塔,正奋斗在人生航程上;有的把他们当做活教材,教育着下一代……

    他们,在家乡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成为学术的象征,清华大学的象征。他们默默地耕耘着,奋斗着,一直是家乡人民的骄傲。

    他们就是“新三届”(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197719781979)高考录取大学的王启龙和王亚新两位知名学者,著名教授。

    王启龙,我上半年已经做过采访,并以《他与边疆民族研究的不解之缘》为题在《中外名流》杂志和《兴仁文苑》杂志作过专题报告了。近前,我又对王亚新教授作了采访,并于此向大家汇报。

    那天,不到9点,我抵达清华大学明理楼,王亚新也正好到达了。在他的办公室门前,我们一边寒暄一边进屋。

    “住在房山那边是吧,那边经常堵车,新发地那一带,快到良乡那一带经常堵。”王亚新说。

    “我们那边还要好点,一出门就上高速了。以前施工的时候天天堵,现在只要避开高峰一般不堵。”我说。

    “你是兴仁人,是吧?”王亚新说。

    “我是百德的。”我说。

    “百德人太厉害了。兴仁百德人出来的人很多,好多都是领导干部,重视教育,王启龙也是百德那边的。”王亚新说。

    “上回去西安王启龙就提到了您,他说他跟您是好朋友。”我说。

    “他父亲和我父亲都是熟人。”王亚新说。

    “他说他父亲和您父亲也是好朋友,他在兴仁的时候常去您家和您们一起玩。”我说。

    “他后来家搬到城里边了,我们就很熟了。乡下我还没去过。百德和大山那边我还从来没去过。就路过几个外出必经的要冲吧,巴铃、雨樟我去过。”王亚新说。

    见到老乡,聊起家乡,王亚新教授犹如竹筒里倒豆子,一口的兴仁话早已把普通话压了下去,故乡的一切都在他的大脑里面翻腾起来,从他的口里面滔滔不绝地倾泻而出。他对家乡的感情太浓烈了!他说:兴仁给我的财富一辈子也用不完。

    那么,兴仁给了王亚新什么财富呢?

    由于我也是在兴仁生在兴仁长的人,所以我是有同感的。兴仁首先给了每一位在兴仁生活居住的人一片洁净的天空。王亚新出生在兴仁,成长在兴仁,当然也享受到了兴仁赋予的这份天礼。

    兴仁是一个夏天不算太热,冬天不是很冷的很适于人居住、生活的地方,即便是交通四通八达,工业和商业也已后来居上了的今天,仍然是习总书记说可以生产“空气罐头”的地方。试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王亚新在兴仁成长的黄金时代,没有那么多的厂矿、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兴仁的天空当然是多么的洁净啊!

    是啊,现在兴仁的交通也十分方便了,空气还是特别好。人们不愿意在城里待了,都在往乡下跑。去哪里?兴仁是个好地方。很多人千里迢迢,穿过千山万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乃至从大海之外奔赴兴仁,大多还是为了去呼吸那里的新鲜空气,去享用那里的洁净天空呢。笔者作为土生土长的兴仁人,思绪与王亚新的思绪一起飞回了故乡。

    “现在家里边还有人吧?还经常回去看看吗?”王亚新问后,又感慨地说:“贵州真是变化特别大,每次回去都特别高兴。跟北京这个雾霾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比方说吃的,贵州那些土鸡呀,野菜呀,在北京哪有啊?”是啊,不论是土鸡还是野菜,都是从洁净的天空下,清新干净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北京这种时常被雾霾笼罩着的大都市里,会有吗?

    王亚新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其父亲是贞丰人,但参加工作后一直在兴仁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兴仁一中的校领导。他和弟弟妹妹们都是在兴仁生兴仁长,一直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兄妹三人先后录取,其弟弟16岁(1983)、妹妹19岁(1977)都是考上大学离开了兴仁。

    王亚新的妹妹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后来在天津的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工作,现在是北京铁路局的高级工程师。

    他的弟弟也同王亚新一样上了北大,但学的心理学专业,后来到美国留学改行专攻分子生物工程学,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也是研究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巧合的是,王亚新与小他十来岁的弟弟都在同一年度成为有突出贡献而领取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与弟妹年幼时就离开家乡不同,王亚新则直到25岁(1979)才真正离开兴仁、兴义,到北京来上学,在兴仁的时间比弟妹待得长,所以他说的兴仁话比他们都地道,比现在很多小孩子也地道。

    由于兴仁现在那些小孩都看央视,在学校也要求说普通话,所以他们说的兴仁话都不太标准,而王亚新则是真正土生土长的。而那时候没有电视看,也没有人讲普通话,学校全部都讲本地话,因此,王亚新还时常以自己能讲一口流利的兴仁话而自豪,有一种乡音无改鬓毛衰而自喜之感。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的一次,兴仁几位青年干部出差来到北京,我陪同一起去找到王亚新,他一口的兴仁话就说起来了,让乡友们都没有了陌生感,且王亚新还表现出了对家乡的爱和兴仁人的热情,当即便请几位初次见面的乡友和我在清华大学荷园餐厅用餐。

    用餐过程中,他问长问短,一下是剑平池,一下是荷花塘,要不就是大桥河,或者真武山。交谈中八九不离十都是有关兴仁的话。他说他虽然出来这么多年,但遇到兴仁人就会讲兴仁话。

    他去兴仁讲的本地话,比当地人讲的还地道,他倒觉得当地人讲的兴仁话已经变味儿了。可想他对故乡感情是多么深。

    他说:“那时确实是穷,交通也不方便,但你也知道,那是真山真水,而且我们那时候的生活享受比起现在的小孩来——看你是什么观点了,我们看是很快乐的。”

    他认为,童年时代虽然很穷,但是很自得其乐。只是比不上现在的孩子吃好的穿好的罢了。当时就算城里的吃皇粮的,一个月定量供应的粮食也根本就不够吃,要买黑市。家庭农村的就不用说了。或者说要吃点肉呀,几个月或者一个月能吃上一两次就不错。但这些都是次要的。

    最让人感到快乐的就是那时的教育经常“放羊”,与现在比显得很宽松,男孩整天在外头爬树、捉鸟,走十几里山路到大桥河、双河去游泳、钓鱼、捉虫,那个满山遍野的野果,刺梨、黄萢,随便你吃。如今想来,多么令人神往啊。

    他回忆起顽皮的童年,动不动就去偷人家农民的李子、花红什么的,有时候还被追。那种生活,跟现在的小孩比,开心得很,尤其像冬天刚过,天稍暖和点,往外走,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桃花、李花,粉红的、白色的,雨过天晴的时候,湿漉漉的,非常美。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形容,后来知道一个词:云蒸霞蔚。

    当年那种环境,在很多古诗古词中描述,真是优美,而且当时生活尽管艰苦,作为孩子却是十分自由的,小孩儿不懂事,像什么政治运动呀,人际关系等,又不参与很多,结果就整天在外面野,稍微有点月亮就在外面玩到晚上八九点钟,各家来捉回去,以保第二天上学不缺旷。

    在王亚新的青少年时期,那是一个几乎全社会都无知的年代,但同时又是孩子们最自由、快乐的年代。那种天真,那种快乐,现在的孩子们无法企及。王亚新感叹说:“现在的小孩,想起来好可怜啊,没法跟我们比。”

    是啊,就算后些时候,我们在农村,即便算是苦一些,要帮着放牛,干活,但那种野气还是有的。山里边的野草、野花、野果,那些野山野水都特别亲切,人跟大自然是完全融为一体的。

    王亚新自谦是非文人,找不出好词来形容,但每当他想起兴仁来,还是无限神往。只叹时光不能倒流,没有了回归路,自己不可能回到童年去了。他说:“你看兴仁现在弄得这么漂亮,但是你要找那种野气,要跟大自然再亲近一些,真得要到很偏僻的地方。”

    然而事实上,现在就算到很偏僻的地方也很难找到那种野气了,因为基本上都不放牛了。兴仁境内的大多数荒山也都逐渐变成森林或荆棘丛生的野山了。

    不过,据王亚新说,他们小时候,兴仁那些野果野菜,比如苦葱,出门走两步,就在兴仁后山上,或者在那城边上,就可以到处拔,到处都是,很香。刺梨也哪里都是。现在恐是的确很难找了。

    兴仁的后山和城边,就在我在兴仁上高中的90年代初,就很难见到苦葱和刺梨了。不过,在离县城远一些的地方,比如我的家乡百德镇周边较远些的山上,现在刺梨又多了,野葱也有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地没人耕种了,自然的荒了,各类野草、荆棘和野菜自然长起来了。折耳根也多起来了。只是城里边的人没有闲心去自己弄,都到外面市场去买罢了。

    杨梅也是王亚新很怀念的兴仁特产。他说他们那时候还到国营林场,邓家堰过去继续往山里走,快到交乐那一带那个山上,从县城大概走三十里地,漫山遍野都是杨梅树,他们叫那些山叫杨梅山,一到杨梅熟了的季节,吃不完的杨梅任人采摘,只要有力气,可以拿背箩去背,没人管。王亚新说:“好吃不得了,又多,随便要。但现在,我估计够呛,有没有就不好说了。”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的。王亚新还说,在他没有到北京来之前,大山那边山里头,猕猴桃随便摘。

    我说:“大山也有猕猴桃吗?”

    他说:“有,就是个儿小,俗话叫“马屎坨坨”,非常好吃,比现在市场卖的这么大的要好吃,很软,很甜,应该也很有营养。”

    他告诉我,他不久前去到黔南的大山里,还见那边有人拿背箩背去卖。价还很便宜。小时候,只要去那儿就可以吃饱了,但是又不可能带,带回来就会烂了。像这种生活,现在想起来都是兴仁大山上给我们的食粮啊,都是些宝贵的回忆。其实那山里头的农民生活,很多都很苦很苦,但是有这些山里自然的馈赠,还是很甜的。童年时的那种顽皮,那种快乐,想起来很神往,其实就是一笔财富。

    说到这里,生长在农村山里头的我是有亲身体会的。就是在我成长的1980年代,据说已经好多了,我们还是经历着“一切劳动靠人力,有牛有马便是福”的劳动阶段,家里种的粮食要尽着好的拿去缴到仓库,叫缴公粮。按照人口完成了公粮任务,剩下的那么一星半点次品才是自己的。衣着方面,就的确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接着穿。

    在我们家,我是老大,就捡表哥们的衣裤来穿,我穿至较小了就给二弟,然后从二弟给三弟,这样依次轮着穿,直到1990年代中期,由于书学费雨后春笋般拔节,搜刮着父母脑力和体力挣下的那点血汗钱,我已成人了,还是穿姨爹省下给我的衣裤。

    王亚新说:当时,山里农民的苦主要苦到商品和口粮。因为当时国家征收粮食太狠了,农民种粮却没粮吃,又没东西能变成钱,日用商品都买不起。而且那时粮食的产量很低,一年到头就吃苞谷面饭和洋芋,就算种来些粮食,如那大米、苞谷(玉米)都被国家征走了。

    “当时国家也的确太贫穷了。国家机关干部,也是40%,有的时候是50%60%吃粗粮,苞米,而且不是像现在这样打成粉的,净的,而是发玉米粒——苞谷子给你,你自己去找磨推,然后用筛子把糠皮筛掉,一天三餐都是吃它。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到一顿净的白米饭,香得不得了。而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却倒天天都是向往着粗粮,一般的米饭没有吸引力了,但是那时候还是觉得白米饭好,太好吃了。”王亚新说。

    是啊,就是到了后来我少年时代时期,我们农村大多数家庭还是时常青黄不接,几乎每年都要一边到处去借苞谷——玉米粒子或小麦,一边要“菜当三分粮”。菜有家里种的菜,有野菜。母亲是种菜的能手,蔬菜常年不缺,野菜山上地头到处都是。可是吃多了,又没有油水,肚子里就会变得空牢牢的,心慌慌的,人也会面黄肌瘦的,四肢无力。

    王亚新说:“我们小时候就是都吃苞谷饭,很难吃到一顿白米饭呀。”这在我们这一代,有的家庭已经体会不到了,但我们还是煎熬过的。

    王亚新回忆起他青少年时的故乡情景:如要养猪,国家也要征收,一家只能养一头,养多了国家就给收走了。有的时候一头猪还得上缴一半,要不然就要被抓去游街。显然这是当时国家政策有问题。不但人民穷困,国家也穷困,穷困得没有办法,只得想方设法地从人民身上收刮。当时的国人们的确过得很苦。

    后来搞了土地承包,也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粮食产量有很大提高,例如开始种的“大窝苞谷”、还有新品种杂交水稻等先后推广种植,粮食丰收了,也不用向国家缴那么大比例的粮食,就好办了,渐渐的大家都吃饱了。进入21世纪,就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能吃上大米了。

    谈到这里,我想到了农业科技的发达主要是袁隆平研究的新品种水稻,其实就是转基因水稻,一下子将粮食增产了好几倍,此后随着技术的不断成熟,又推广到玉米、高粱、大豆等等杂交转基因,使得产量不断提高,但也有很多人对转基因粮食存在着非议或质疑,针对时下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议,我不禁问王亚新:“现在说的这个转基因食品你怎么看呢?”

    他略一沉思,回答说:“转基因食品,我觉得一个是要让群众,或者说消费者有所选择。因为它毕竟还是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并没有什么证据证明转基因尤其是网上流传那种说是美国要灭种,才把这个转基因弄来害中国。因为转基因很复杂,不是这么简单的。首先饲料,这个没有人反对吧,但是饲料转基因和一般的食品转基因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再进一步,包括嫁接等等都是不同程度的转基因。所以它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危害,这个到现在没有特别多的证据,就拿网上说这个是美国或者日本要灭种呀什么的说法是有问题的。当然,多一点声音多一点警惕性,尤其是现在这个现代化,工业化这个社会发展,不仅要求更高,也不要忘记了以人为本这一点,就是提醒非常重要,所以允许发出这些声音还是必要的。我个人对转基因没有太大抵抗,但是我尊重那些声音。我认为钱多少无所谓,要给人家明确标注、说明。我觉得真正那样传的还是吃饱了相对有钱的人;真正咱们农村,还有将近7000万人生存在贫困线以下,基本生活都还没有保障,你去跟他讲‘你要卫生’呀,‘你要绿色’呀,‘你要环保’呀,‘你吃不饱也就算了’呀,这就反而是剥夺别人,强加于人。”

    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危害这个问题,我也有过较为深入的思考。通过关注人们的议论焦点和考虑如何解决中国10多亿人口乃至全世界70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我认为可以采取分类种植、“配给制”食用食物可以解决。即通过宣传引导有生育需求的人及青少年、儿童和婴幼儿食用非转基因食品,而没有了生育需求的中老年人群则食用转基因食品。因为就人们宣传及宣传中的例证来看,转基因食品主要影响的是遗传,是后代,对直接食用的当代生活和健康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接受教育方面,在读书方面,王亚新们那一代绝大部分都被打断了。就王亚新个人来讲,在家乡兴仁时,家里边父亲是教书的,属于知识分子家庭,更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家里就是要他们念书的。但那时候,他也只是在整个小学六年都正儿八经地上了学,此后到了“文化革命”就停课,后来也仅仅是断断续续地上点课又下乡劳动,整个中学阶段都荒废过去了——1966年以前受了6年完整的小学教育,后来就变成了“社会大学”。

    好在王亚新那时候挺爱看书。因为没有电视,连书都找不到,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精神食粮”。只要是能够找到的书,他就想方设法找来读。那时候破四旧,哪家家里有点书都被用坛子装埋到地底下了,后来有同学找出来,什么《三国演义》呀,《西游记》呀,《三侠五义》呀全部都烂了,他们就一点点的拼起来读,而且还看了七八遍。

    事实上,像他这个年龄段——1954年出生的,真正出来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在本地,务农,或做点小本生意。就是因为他们那一代大多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视野较窄,也没有太大的人生理想和梦想,所以跟我们以及后来的80后、90后都不一样,自我们70年代生的人往后大多都是受到完整教育的。

    王亚新说,那时候他们对知识的饥渴,真是精神食粮比金子、物质食粮还要宝贵的感觉,连做梦都梦到哪儿有个图书馆,能去坐到里面不出来——就觉得很幸福。而现在的孩子呢?哪有时间?——他们打游戏,看微信,看电视,有时间跟着父母去旅游,到处去玩,很少看书了。那时候有点书看,这个过程跟现在也不一样,现在的小孩都厌学,或者可以说教育往往是“满堂灌”,使劲捏着鼻子“填鸭”。

    而在王亚新的童年时代,是见到地上有一张纸有字都恨不得要捡起来看一看。对文化的吸收,跟现在的小孩完全不一样。他们那时真是无时无刻不在精读,反复读,只要有一点营养就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的吸收。不是别人要求的,这就是自己要学的,如今他认为这个过程对后来的成长、成功还是特有帮助的。尽管当时看似荒废了,在社会上荒了几年,其实这个阅历也是很重要的,它就是社会阅历,锤炼了人生,完满了个人。

    当然这只能是无意中得之,自己无法去选择或强求。现在的教育方法、教育体系也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轻易或全部否定。

    或许也像树苗对雨露的渴望一样,那是对知识的一种渴望吧,后来王亚新知道了有知识可吸收的地方,才更加拼命地吸收。当然也有片面性,比方说英语(外语)不行、数理化不行,但也有历史地理等强项。后来的学习就会有意识地分别该强化的强化,又要“扬长避短”、循序渐进。

    总之,能够认识自己的强项弱项、长处短处,并又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就是学会了“自己教自己”。对于自己后面的成长和发展,这些都是很独特的经历。这种自学能力的取得对于之后的70后、80后、90后也一样重要。不过他们都接受了很完整的教育,有时却被教育“牵着鼻子走”而失去了自学能力。

    王亚新们那时候则完全是野路子的自学方法,在被“放羊”的情况下自己找到发展的路径。用他的话说:“就像现在的土鸡一样,弄不好你就瘦死了,弄得好你就味道不是一般的好吃。”就是这个道理。

    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环境,教育且不说发达,简直是几乎为零——没有学校教育了。渴望知识的人就完全靠自学,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自学也是偷偷摸摸地学,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有书。

    经过几年的自学,王亚新一类爱读书的人自学逐渐摸出点门道,就是多读书,尤其是多读文学书。文学书读多了,尽管完全没人教,包括古诗古籍也能无师自通了,不像现在的小孩没老师教就不行。

    王亚新直到现在还喜欢读文学书,甚至读古诗古籍,尽管跟他的专业、跟他的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觉得文学书是滋养生命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养料。

    他说:“关于做生意,炒股什么的呀,我对这个没有兴趣,但我们觉得读文学书籍才是人生丰满幸福的条件之一。像你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小孩儿,将来不管做什么,做生意也好,挣钱也好,都要有些文人的情怀嘛。多少有过‘文艺青年’的那个年代,可能对人生是有好处的,对你的生活充实,生命的滋养是只有利没有弊的。这个也算我在兴仁的时候获得的财富,是一笔一辈子都用不完的财富。等到进了大学有了专业,逐渐就去做别的去了。知道自己对于音乐呀,艺术呀,真的不是那块料,但是也算培养了兴趣和爱好,不是荒废时间。”

    另一方面,大学以后的教育就是培养专家的,也可以说培养了王亚新作为“工匠”的品味。王亚新说他在国外接受系统的硕士博士课程教育,才让他逐渐“悟”出来,其实在现代的工商社会,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工匠”就是教育有效和个人发展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现在王亚新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专家咨询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高院、河北高院等好几个地方法院的专家咨询委员,北京、广州等好几个大城市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他却只把自己看作一名技术工,自己的事业不过是一门服务业。

    他说:“可以这么说,可以做到比如说电焊这样一个技术领域,我就是顶级的。我说我是焊工,哪儿要有这方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得请我去解决,我下手我就给焊出来。再比如说像修车,一般的车不用说,豪车如什么凯迪拉克啊,什么保时捷啊,再难的,就是那个最挣钱的,修一辆车就得几十万的,我都能给你修理,别人修不了我也能修,那我就很自豪了。就是说我只是一个现代社会合格的工匠,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我认为能做到就是真正了不起的事。这并不是单纯的谋生,或者‘混碗饭吃嘛都能混’的层次,这种‘手艺活’跟国家的法制建设、法治发展这样一种总的方向或战略接上了,就上升到了另一个层次,有了宏观的意义。我直到30多岁才开始来学这个手艺,以前一般的基础如你的文学素养也好,审美也好这些方面的教养,只能说打了这么一个基础,包括为人处世。目前我做的工作可以看作一门手艺,就像我刚才说的它跟修车跟电焊没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它跟国家的法制建设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成就了一门事业。”

    这时,王亚新算是一位真正成功的人了。他是如何成功的呢?正如他所说:兴仁给他的财富很多。他小时候呼吸的是兴仁的新鲜空气,享受的是兴仁的洁净的天空、天然氧吧,经历过快乐自由“放羊”的少年、生活十分艰辛的目睹与体验、对知识的渴求而自觉自学、阅读过大量的文学书籍等当时兴仁给与他的“财富”,他成功了,如今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他现在的工作就是对法律中的民事诉讼进行研究和教学。在这个领域也偶尔为别人提供咨询等帮助,比方说打官司,两个人离婚,像他的某个朋友,要离婚来找他,男方找了女方又来找;或者说是人家订合同,帮人家审核合同或者调解合同引起的矛盾;或者说合伙做生意出问题了;或者说一个股权或者知识产权被人家侵权了,只要来找到他,他就可以帮助出主意、想办法,提供法律上的意见。

    也经常有法院、政府部门来就起草的规则、文件或者具体的案件如何处理等征求意见。在北京仲裁委员会担任独任或首席的仲裁员直接审理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案件,也是王亚新在教学科研之余从事的一项工作,每年都有四、五件到七、八个案件。有些情况个别案件的律师来找,希望出具权威的法律专业意见,前几年甚至还应香港的律师邀请,为香港的法院写出了法律意见书。他的专业和从事的行业对应的就是这些方面。

    这一类问题,王亚新不仅可以给一般老百姓讲,而且可以给专家讲。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的法务等等来找,还经常应邀为这些单位进行培训。换句话说,王亚新不仅可以帮助人家“修车”,还可以教别人究竟怎么“修车”。

    王亚新认为,历史上和现在社会上的风气都不太重视工匠,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缺憾。中国将来要真正走向现代化不能仅仅靠高学历,而是靠更多有更高水平的“工匠”,对高级技工的需求今后一定会不断增长。“工匠”做得好了就能够成为“艺术家”甚至“大师”。

    一切工作的质量都取决于是否能把所有的细节做好,归结起来就是要培养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王亚新时常爱建议家乡的年轻人、小孩儿不要好高骛远。将来的高级工,一个高级的修车工可以挣得比所谓的博士毕业出来在一般的管理等方面挣的还要多。这种人材给社会发展做的贡献也不小。

    在王亚新的同龄朋友里面,有从政的,有经商做金融的,也有在海外发展多年做得很好的,但是他不羡慕,不眼红。他觉得就像刘少奇说的那样“社会的分工不同”而已,自己可以说是一名“工匠”,但重点应当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工匠。

    像俗话说的:“天干饿不死手艺人”。作为“工匠”,他不会缺吃少穿。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做自己喜欢的事,同时还能够来点钱。这个钱虽然没有太多,但是维持一个大致体面的家庭生活,就是非常美好了。再有闲心读读小说,读读唐诗宋词,看看所谓的闲书,从文学一直到历史等。干点这些事情,是真正修身养性的。

    也有朋友对王亚新说:“哦,再有几年你就退休了。你退休后干嘛?”

    人总得有事情干。王亚新说他退休后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目前这样的生活,现在就是自由职业,不坐班,但自己会时时刻刻地思考专业问题,写文章出版专著,有时也会外出跑一跑,开会调研,为需要的地方和单位提供帮助。

    通过对很多很成功人士的了解,我发现,他们几乎都有很深的文学功底,都有一定的文学渊源。王亚新也不例外,但他没有痴迷,没有一头扎进去起不来,他如今仍对“文青”时代很怀念,但他对自己的人生却有深刻的审视。

    他爱看文学书,但他自己却不写文学作品。

    他说他试过,在上学的时候写过剧本,写过小说,也写过诗,还作过曲,练习过和声学,最后全部都试过了,但是自认为不是这块料,放弃了。而且现在他越是读文艺作品,看作家的艺术作品,他才明白:自己是不是这块料早就是定了的。

    王亚新认为艺术素养基本是天生的,是早就定了的,单单靠后天的努力基本没有成为艺术大家的可能。

    无论谁,除非你真是从事艺术或者创作的这块料子,一般人还是先做一点小小的专业,比如像我做杂志,先一边做一边学习,待有一定生活保障以后,再来搞自己喜欢的看书呀,写作什么的。

    但如果说真正要靠写作谋生,那还是很难的,一般人做不到,自己也不是那种很特殊的人,真正出来的作家也就那么几个。哪儿都有所谓畅销书作家,年收入都是上千万上亿的?这种在哪个国家都是跟李嘉诚一个级别的,不多。

    人就是要有一些具体事做,编辑也好,做刊物也好,做装潢也好,做修理也好,这些技术,就是为别人服务。服务的同时尽可能地多读些书,拓展视野,锻炼自己,提高自己。

    “我们是服务行业,可以这么讲。这就够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反而是最好的。我不太欣赏说:你要成功啊,你要奋斗啊,你要朝最高的走,不愿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啊……其实干哪一个行业都一样,干哪一个行业都干到一定境界就是在玩,就是边干边玩。最好就是你喜欢这个行业。没有人给你钱你都愿意干,干着干着还能挣钱了,那不就更好吗?任何专业或者小小的事业,都得学习、锻炼、巩固,干得越长就学得越深。”王亚新说。

    这就是王亚新。一名知恩的教授,一个感恩的王亚新。一个热爱家乡的博士生导师,一个热爱文学艺术的法学专家王亚新。

    他的确是一个认为得到了家乡兴仁馈赠的很多财富,一辈子也用不完的王亚新。一个把心与家乡兴仁紧紧地系在一起的王亚新。

    采访临近结束,我对王亚新教授所从事的“技术服务”作了几条咨询,现将我们的问答录列如下,或许可以多一些对王亚新教授和相关知识的了解。

    问:我们聊聊法律方面,您为什么选择民事诉讼法这个领域?

    王:法律分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民事诉讼属于程序法的领域,凡是诉讼审判即俗称的“打官司”、调解、仲裁等等,都属于这个部分。我选择法律和法律中的这个领域,简单讲就是一个机缘巧合的事情,也算跟着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的结果。

    问:您说您很晚才最终选定了发展的专业领域,那么您当时怎么选择的呢?

    王:有随波逐流的成分,也有游移不定的时候,但主要还是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对这些领域的需要。首先,我学法律就是个歪打正着,因为我79年高考的时候还什么都不懂,挺浮躁虚荣的,哪儿热闹就想往哪儿凑。当时社会上文学很热,许多年轻人就想着写小说、当诗人,又能够发抒自己的情感,又能够有钱有名,然后还能引来很多漂亮的小姑娘粉丝写信。

    当时以为要当诗人、作家就必须读中文系,那里就是培养这种人才的,所以我一般的志愿填的都是中文系,像复旦、武大、中山大学,一直填到云大,都是中文系。因为当时我的高考分数比较高,考分达到了全省文科第二名。唯独第一志愿我填了北大,但北大那一年不在贵州省招中文系的新生,只招法律、考古和图书馆三个专业。就3个专业4个名额,考古一个名额,图书馆一个名额,法律系两个名额。我想如果能上北大,专业是什么都无所谓了,但还是报个稳当一点至少有两个名额的专业——法律系。结果就阴差阳错的撞进北大法律系来了。

    进来以后也曾经想学过刑法或者别的,最后还是选择了民商事法律的程序领域,而且到了30多岁到国外留学,还觉得这个现代社会还是一个商业社会,是一个交易社会,或者说民商事法律才是老百姓过日子用的,需求量最大,市场最大的领域。以这样的法律为职业的话,就像刚才说的修车我也得修市场需求最大的车型嘛,随时有,不至于没事做。如只会修卡车,或者说只会修重型车,只会修悍马,那就不行。所以就选了这个民事诉讼专业。这个领域其实也要求对人情世故,人际关系等有很深的理解。

    民事诉讼牵涉的面特别广,从家庭婚姻到公司重组、从房屋买卖到知识产权、从股票债权到期货证券等等都会涉及。研究这个领域也就是考察社会中的人际交往以及从生产到流通、消费等经济方面是怎么运作的。

    我做的研究要运用大量案例作为材料,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和认定事实的证据等技术问题。当然从微观层面解决具体问题出发,也对一些与司法改革或国家的司法政策等比较宏观的课题进行研究,所以像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和中国法学会召集的一些相关会议,也会作为专家去参加,提供一些咨询意见。

    问:那您看现在这个比如像拆迁、征地这样一些知法犯法而引起的民告官行为应怎么看呢?

    王:这些也是法律重要领域,但不是我的专业领域。它叫行政法或者行政诉讼。不属于民商法律或者民事诉讼。调整国家和人民之间关系的法律叫公法。我们研究的叫做私法,就是“私人”的私,民间的这些事情。对等的平等的这种公司与公司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这种关系。而公司跟国家、跟政府之间这种叫做公法关系,叫行政法律关系。甚至就是宪法法律关系,它有这些区别。可以就是这三种关系,国家的,民间的,家庭的,另外一个就是市场,知识产权,公司,合同,期货,股票,股权,这些都属于我这个叫私法。私人之间的关系。而我刚才讲的国家打击犯罪这是公法,这是刑法。另一种公法,就是刚才讲的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比如拆迁、调销经营者的执照等,这都是另外一个领域了——行政法。

    问:通过您这样一讲,我对法律的基础分类有一些明晰的轮廓了。然后咱们国家就私法来说它的现状跟别的国家比起来处在哪个水平上?

    王:我说现在,私人之间的法律这一方面已经越来越成熟,而且很具体。但是包括刑法在内,区别特别大。行政法跟宪法这一块相对来说很难研究,为什么呢?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你也知道的,比如拆迁,弄得民怨沸腾的。然后政府执法犯法,不依法办事。而且一到小地方,有些有权力的人根本不把法律当一回事,“我说了算”,认为权比法大。

    问:那您说像婚姻法这些民法范畴的,咱们国家要跟欧洲国家和美国这些国家比起来如何呢?

    王:那当然区别满大的喽。这个各个国家的做法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中国讲究孝道,别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明显,他们就是养儿养女到了18岁,成年就得离开家走了,没有什么必须回馈奉养父母的“孝”这个概念。成年的子女要回家来住,从法律上讲甚至需要向父母交房租。父母与已经成年的子女之间有些规矩我们中国人肯定不习惯,如父母我就不能随便上子女你们家去的。这是父母跟子女完全分开了,当然感情因素要另说。但中国在法律上就不一样。比如继承,子女对父母没有尽到赡养义务,可能你就无权继承。法律规定了两方面的要求。在现实社会就更注意这个了。还有小孩不好好的赡养老人,老人来告了。这个我们国家管,而且要教育这个孩子。这差别就太大了。文化不一样。

    问:那么别的国家大人对小孩有抚养权吗?

    王:有抚养权,但法律上可能对干预你教育子女的方法。比如说你打小孩不行,你打了小孩就会把你抓进监牢去。这个中国人不可理解,但美国就是这样,小孩长大了你就不能要求他这样那样了。

    王亚新  19544月生于贵州省兴仁县。北京大学法学学士,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硕士、博士。曾在日本九州大学等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教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给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及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消费者协会咨询专家,北京市及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咨询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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